医院的墙壁，聆听了比教堂更多的祷告声
纪录片《生命里》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生命里》
如何与生命做最后的告别
本刊记者/李行
本文首发于总第879期《中国新闻周刊》
“死亡病人，226床陈晓军，预计生存期是1个月，实际住院天数是25天。新病人，203床汪明昌，胃癌，患者知道自己的状态，有死亡准备。”
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有一个舒缓疗护区，在每周一早上8点的例会上，基本都会通报类似这样的病人信息。
这些病人的生存周期，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月。服务中心有一套针对临终患者的评分制度：结合患者的病情及生存期、入院意愿、对临终关怀服务适应性、家人的支持度等综合情况，提供相应的个体服务。
纪录片导演吴海鹰在2015年的一年时间里是这里的常客。他一个人扛着机器拍摄医生和临终病人，最终剪辑成每集40分钟，共三集的纪录片《生命里》，不久前上线网络，引起网友热议。
像此前的纪录片《生门》《人间世》一样，此片也是一部发生在医院内部的医疗题材纪录片，区别之处在于本片的主题是：临终关怀。
有位病人提前让家属拿来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亲自挑好自己的遗像，挂在床头。
在外人看来，这多少有些残酷，老人却把这一切看得很淡；
一个护士跟另一位病人谈到了之前有病人自杀的情况，这位病人也坦率承认自己也曾考虑过自杀，但是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是舍不得；
一位吹葫芦丝的老爷爷，安排后事时要求，不要大操大办葬礼，不要给子女留下不必要的麻烦，他想静静地离开，让一切化为灰烬....。.
被拍摄四十多位老人在最后的岁月中都表达过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就像片头台词说的那样，“医院的墙壁聆听了比教堂更多的祷告声”，弹幕上不少年轻人则因为他们的故事流泪。
纪录片每集讲述2～3个临终病人的家庭故事，也将每个家庭直面死亡的课题直接推到观众眼前。有家属到了安宁病房，会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其他家属则回应：“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
服务中心的护士给志愿者讲解医院的规则时提到，如果有病人过世，就从另外一条走廊推去太平间，“活人和死人不要走同一条路”。
况且，白天推遗体从门诊大厅里经过，对其他人也是一种刺激。这个服务中心周边都是住宅小区，很多住户会在自己房屋外墙装上镜子，以此来驱除晦气。面对死亡，人们总是有很多忌讳。
导演吴海鹰学过医，对死亡并不忌讳，但也听众朋友的建议，拍摄期间，一直穿同一件衣服，拍摄完也并不直接回家，而是到超市等得有“人气”的地方逛一逛。
他原本是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导演，这个纪录片选题的缘起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因患膀胱癌而离世。
父亲年迈时患癌，军人出身，性格刚强的父亲经历后期的治疗时也是痛不欲生。陪伴父亲最后时光的那段时间，他开始关注临终关怀的议题。
“我父亲是当兵的，其实对死亡本身并不恐惧，但这个过程是可怕的。临终关怀，重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心理疏解。某种程度上，护士比医生更重要。人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感觉倍加孤独，感觉被亲人们抛弃了。聊天、拥抱、肌肤接触等方式都会给病人莫大的心理安慰。正视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吴海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纪录片《生命里》导演吴海鹰。图/受访者提供
“是莫大的遗憾，也是安慰”
起初，吴海鹰设想的是起码要拍摄100人，教授、军人、孩子、富人、穷人....。.他想从不同身份的病人身上看到不同阶层对死亡的认知差异。
但在一次次被家属拒绝拍摄后，就不再抱有这样的奢望，只要能同意被拍摄，他就感激不尽。
医务人员对镜头也很抵触，此前有些电视台去采访过多次，但跟吴海鹰拍纪录片不一样，长期的跟踪拍摄要求他们绝对真实。
前两三个月，医务人员都有意躲着镜头，基本上没拍到有用的素材，吴海鹰也并不着急，他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
吴海鹰的母亲已经80多岁，身体不好，需要他每天做饭。但在拍片期间，他不得不请保姆过来帮忙。
整个片子都是他一个人拍，一个原因是没钱，另一个原因是这个题材本身比较沉重，也不适合那么多人“明目张胆”地拍，“一个人拍就够让病人、家属反感了，再多几个灯光、摄影。会让家属觉得你对他不尊重，就这么带着摄像机，穿着白大褂跟他们每日相处，日子久了大家就渐渐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也愿意接受真实的拍摄。”吴海鹰说。
在医院里，吴海鹰也成为陪聊的志愿者。
一位下放过新疆的上海女知青在去世前说的一段话让吴海鹰记忆犹新，她说自己是从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坚强，对死亡并不恐惧，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家。她说一个家庭就像一头蒜，父亲相当于蒜柱，孩子相当于蒜瓣，母亲就相当于蒜衣，我要走了，这个家庭就散了。
与其他病人被担架抬进来的情况不同，一位叫陈晓军的老人是唯一走着进来的。吴海鹰每天听他讲自己过往的爱情，青春与工作，直到不能下床时，他才同意吴海鹰拍摄。
一位老人想见到多年不来往的女儿，医院一直帮助寻找女儿的住址，就在吴海鹰准备陪同医院去老人女儿家里做说服工作时，却被老人儿子劝阻，最终老人带着遗憾离开。
像这样的遗憾在临终病房里并不罕见，在吴海鹰做前期文字采访时，见到一位病人呼吸加重，护士赶紧通知家人过来，但在家人赶来途中老人就去世了。
“他实际上是上海人，但是上海到新疆的知青，在去世之前，他就想叶落归根，回到出生地度过最后的生命。因为户口还在新疆，按规定，遗体要运回新疆，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上海火化需要的死亡证明，又要新疆那边提供一些资料。新疆那边说已经寄出去了，但上海这边没收到。”吴海鹰说。
医院里来过一个4岁的孩子，恶性肿瘤，肚子因为腹水鼓得很大。
吴海鹰被孩子的父母拒绝拍摄后，问他们还有什么愿望。得知孩子想去上海人民广场喂鸽子后，他开车载他们到广场去。“路上，孩子一会儿背唐诗，一会儿提醒我开车注意安全，一会儿又肚子痛。下车后，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特别想拿起手边的机器去记录下来，还是忍住了。虽然没拍到画面里，但这一幕永远在我心里边。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也是安慰。”吴海鹰说。
医院走廊挂着一个显示年月日的时钟，吴海鹰想拍病房里大年三十的时钟倒计时。护士对他说，这个时钟可以调的，你不用非得那个时候过来。但他还是大年三十去往医院拍摄。
“我这里没有摆拍，有些纪录片用情景再现的技法去做我并不反对，但你要告诉观众这是情景再现，不能误导观众。曾经有一部关于历史的纪录片就用了这个技法。我当时审片时就说，你要用文字明示，这是情景再现。但有人说，为了不影响观众的收看，不明示。后来一位知名历史专家来看到这一段，说你怎么有这一段影像资料呢，这是重大发现啊，从哪里找来的？这就是成了一个笑话。”吴海鹰说。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影片中一位上外的老教授，弥留之际，孩子不在身边，已经瘦骨嶙峋，两三个小时如果不帮助他翻身，就会生褥疮。一位志愿者见面时拥抱了他，病人说不要碰我，会传染的，志愿者说，我看过你的病历了，肺癌不传染的，病人和家属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们不排斥身体接触，有时候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年轻的志愿者说。
作家阿图·葛文根在《最好的告别》一书说，“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临终关怀恰恰不是解决痛苦而是疗愈痛苦。在临终阶段，癌症病人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死亡的恐惧。美国的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因此，一定要在控制和减轻患者机体上的痛苦的同时，做好临终患者的心理关怀。
一位叫鲁胜兰的68岁老人，身患乳腺癌的她看起来却和普通人家的老太太没有两样，跟志愿者谈起往事像是拉家常。
“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吃起来像是呜呜呜吹口琴一样吹过去。”
志愿者拿着手机让老人和家人视频聊天，也会给她唱歌，讲讲现在的电影，老人每天会和他挥手告别，也渴望着第二天再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笑容。
在拍摄期间，吴海鹰就查阅了很多临终关怀的资料。他了解到，病人进入临终阶段时，开始为心理否认期，这时病人往往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否认自己已病入膏肓，总希望有治疗的奇迹出现以挽救死亡。
当病人得知病情确无挽救希望，预感已面临死亡时，就进入了死亡恐惧期，表现为恐惧、烦躁、暴怒。当病人确信死亡已不可避免，而且瞬间即来，此时病人反而沉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也就进入了接受期。
一位病人在医院里过了第二次生日，相比其他病人来说，这很罕见。医院为他组织了一场小型生日会。所有的志愿者都来了，一一拥抱，并送上礼物。
此前照顾过他的志愿者送来一个相册，照片是他们此前的合影。“当死亡不可避免时，病人最大的需求是安宁、避免骚扰，亲属随和地陪伴，给予精神安慰和寄托。护士、亲属、志愿者都要尽量给予病人这些精神上的安慰和照料，使他们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吴海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一位老人去世前想捐献自己完好的眼角膜，但被家属拒绝，老人最后带着遗憾离世。“实际上我对这种做法是支持的，只要他是自愿的。包括安乐死，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位病人的权利。”吴海鹰说。
在中国，“临终关怀”服务尚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也经历了重重困局。
英国广播公司在2016年播出了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 》。片中的主人公，57岁的西蒙·宾纳在2015年1月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后，与妻子共同与病魔抗争了10个月后，还是选择去瑞士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英国，鼓励或帮助他人自杀是犯罪，最高量刑14年。目前全世界只有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安乐死是合法的。其中瑞士，有三家安乐死机构接受外国顾客。2002年以来，超过250位英国公民选择去瑞士进行安乐死，平均价格为7000英镑。
“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都没有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为了拍摄《生命里》，吴海鹰亲眼看着几十位老人从他们亲人的身边离开，他自己其实也一度濒临崩溃。
那段时间，他经常想起电影《护送钱斯》中的情节：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迈克接受了一项任务，护送一等兵钱斯的遗体回乡安葬，这期间有一位心理疏导同行。
想到这里，他就问自己，像他这样时时面对“送人”的场景，谁来疏导？作为导演，他用摄像机拍摄其他人临终的一刻，而同时也在拷问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
拍摄结束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也强迫自己远离这部纪录片，去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直到发行公司云集将来的介入，片子才能够播出，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也是对这些被拍摄对象的一种交待吧。”吴海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责任编辑：郭银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