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图/受访者提供
五十岁刚过，新疆作家刘亮程离开城市，在天山东麓的一个原始村庄落脚，静心等待老年的到来。他建造了一个书院，平时在那里写作，也参加劳作。仍然有人慕名而来，想见一下《一个人的村庄》的作者。《一个人的村庄》出版于20年前，算是刘亮程的成名作，至今仍有众多读者念念不忘。
有一次，一个30多岁的男子来到书院的院子里，看到一个老农模样的人正拿着锤子，戴着草帽，修整鸡窝，便问他认不认识刘亮程，对方说不知道，继续干活。男子只好走了，后来，他才反应过来，那个修鸡窝的就是作家本人。
常常是这样，把刘亮程放在人堆里，就很难找出来。而要真是论面相，他虽是汉人，文联的哈萨克族同事看他的相貌，也觉得面熟。
不只是气质像当地农民，对他的职业身份而言，他也是先熟悉了村庄，熟悉了风沙和雨雪，然后才拾起了纸笔。后来做编辑的时候，刘亮程还感叹地说，这排版的活儿干起来比种地容易。
然而，和他泯然众人的长相不同，刘亮程的文字却极具辨识度，像被雨雪淬炼过一样。大风从南刮到北，他的《一个人的村庄》也在上个世纪末从乡村刮到城市，从新疆刮到全国。远离乡村的人喜欢读刘亮程的散文，因为他展现了乡土世界中独异的精神地图。城市里的中学生也从课本中熟悉了他，在那些阅读理解题目里想象着另一个世界的模样。
面对作品的流行，刘亮程却清楚写作的限度，他想要扎得更深。小说成为了他延伸自我的方式，长篇小说《凿空》和《虚土》相继出版。现在，刘亮程五十六岁了，花了五年时间，终于写完了新作《捎话》，寓言一般的怪谈盛放着他对当下的不安。
“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是个人的心灵自传，孤独梦想，其实那些事情，大多是内心事件，在现实中未必真的发生过。小说《捎话》则不同，把故事背景推远到千年前，完全虚构了一种生和死。但它仍然离我们很近。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以往历史的后遗症。”刘亮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从1998年出版《一个人的村庄》到现在，20年的时间过去，刘亮程早已脱离了那个大众想象中的形象，从偏远的内心角落，来到更广阔的历史地表。无论时节如何轮转，历史如何变换，人与物在文字中共同生长和更替。写作因而有了风的气息，绵柔而有力，刮着过去也刮着现在，穿透语言和现实的夹层，抵达事物的内部。
有劲儿的人
两个木工来给刘亮程的书院抹墙。一个木工站在一人高的架子上，另一个装一筒子泥巴递上去，泥巴很重，有几十公斤。刘亮程搭手递了两筒子，一只手直接提到头顶高的架子上。抹墙的师傅表扬他，说，你也是个有劲儿的人。
刘亮程听到木工师傅的话，挺高兴。这还是前年的事情，当时他五十四岁，来到书院已经三年。书院原本是个老学校，后来被村民当作了羊圈，刚来的时候，院子里堆满了羊粪。刘亮程跟身边的人一起，拉电灯，盖锅炉，做木工。
入住书院的第二年，需要挖一个鱼塘。刘亮程本来想包给村民干，问了价钱，要600元。他嫌贵，花三个半天，自己挖出来了。今年9月份，书院下起了雨，温度顿时降下来。刘亮程又变身锅炉工，推着推车，拉了五车煤，自己去锅炉房烧，这让那些从内地来新疆参加活动的同行们惊讶不已。
刘亮程做起这些，就像农民拾起锄头那样顺手。因为家在农村，从少年到青年，他干了许多体力活，很小就赶车进沙漠拉柴火，或是打土坯、盖房子，还会编筐子、打毛衣。
尽管没什么体育爱好，但身体一直很有劲儿。
但也有体力不支的时候。前年，刘亮程想盖一个狗窝，算是最小的建筑了。年轻时大房子都盖过，可是，搬来土坯，垒了两层，他就感觉浑身大汗，最后找村民帮忙才完成。力不从心的年纪缓缓到了，他这样想到。
好在写作的力量丝毫未减。他觉得，文字呈现的是灵魂的力量，比身体更强。虽然这需要耗费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觉得慢，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写一千字，像是农民细心收拾自己的庄稼，又像是猎人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猎物。有时候，十天半个月都不写一个字，但他还是会把电脑打开，修改几个字。
阳光暴烈。窗外，高大的白杨和松树比人的年龄还要长久，鸡犬在窝圈里叫。风的声音时时在耳边，刘亮程有回到早年村里的感觉，仿佛坐在过去，写更久远的事。“我觉得写作体现的是一个作家漫长的气息。当我企图写出第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延伸到最远方的意义才是我追求的。”刘亮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作《捎话》里，一直以捎话为职业的翻译家库接到了新的任务，捎一头毛驴到敌对的阵营。为此他要穿过很长的一段路，要途经许多战场和村庄。跨越边境的漫游让这个翻译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最后他完成了使命，折返回去，毛驴却在死后附在了他的身上，让他喊出了驴叫。
刘亮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说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不是他所追求的，这部作品也一样。虽然节奏散漫，但却有着丰富的发力点。语言依旧如化骨绵掌一般，这是他写作的底色。评论家何英谈起《捎话》的时候说，刘亮程“像语言的巫师一样，力图与世界发声交感反应。他在语言中通达宇宙，由此将中国古典诗学的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诗歌才有的穿透力助我们到达通明。”
事物的内心
刘亮程想要搬离城市的时候，却意识到曾经居住多年的那个地方已经回不去了。这个沙漠边的村庄“什么也没有”，让刘亮程觉得陌生。多年之前，他曾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设想过自己的命运。
“生时在村里走走跑跑叫叫，死了被人抬出去，埋在沙梁上。多少年后又变成尘土被风刮进村里，落在房顶、树梢、草垛上，也落在谁的饭锅饭碗里，成为作料和食物。”然而，人的命运也会随风向发生变化，脱离原有的轨道。度过了青年时代，他离开了那里，进入乡镇和城市。
此后多年，他一次次反顾，以万物有灵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村庄的内部，审视着另一个自己，还有那些人与物的状况。他做了减法，选取的都是最寻常和细微的事物，却让许多读者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世界。他也做了加法，虚构了一个名叫刘二的主人公，用小说的架构和散文的形态呈现诗的精神内核。
“很多作家可能写了一辈子还在描摹事物的外在，在外面徘徊，但是他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就有一种进入到事物内在的一种能力。”刘亮程的朋友、书院副院长刘予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同时，刘亮程对世俗生活中的热闹并不拒绝。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喝酒，也偶尔搓搓麻将，下下象棋，捕鱼打猎，种地养鸡。那时候兴起了气功热，刘亮程也练过。但对这些，他并没有沉溺其中。
从一所中专毕业后，刘亮程在乡上担任农机管理员，平时没什么事可做。每天一到下午，其他干部早早下班回家，整个乡政府大院，就只剩下他和看大门的老头。晚上，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了守门人，喊一声，谁？刘亮程答一句，我。然后，便是静悄悄的长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
上世纪90年代，刘亮程离开县城，到乌鲁木齐的一家日报做临时编辑，这被他称之为打工。刘予儿跟他成为同事，她还记得，那时候刘亮程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总是目不斜视，低头走自己的路。看起来很平缓，但其实有自己的观察。
刘亮程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上班就是负责排版，报纸在他眼里是一块耕种多年的土地，依旧是打埂子，种粮食，除草。宿舍拥挤，没有专门的写字桌。《一个人的村庄》基本都是在大宿舍床边一个装书的纸箱上写出来的。
这部散文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村庄里的种种事物。刘亮程在一片叶子，或是一阵风里，发现了书写的可能性。就新疆范围内，刘亮程与粗犷遒劲的作家周涛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全国范围内，这与90年代流行的余秋雨“大散文”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读者带来了新的文学景观。
刘亮程不断向自我的内部延展，那些风和雪也都沾染了他那种冥想的气质，有了精神的内涵。他拒绝了很多东西，将一些异质的部分从写作中驱除出去，保持着语言的强度。
人在他的笔下，也跟那些事物一样，命运随环境而变换。“我太年轻，根扎得不深，躯干也不结实，担心自己会被一场大风刮跑。”畜牲在他的笔下，也跟那些人一样，有自己的悲喜和生死。“在人们久不再去的僻远路途，废弃多年的荒芜旧院，这条狗来回地走动，眼中满是人们多年前的陈事旧影。”
一些倾向与刘亮程受到的老庄思想影响有关，也是因为他很早就建立了万物有灵的精神谱系。他生活的地方过于偏远，偏远到很少有外物打扰。他扎下了根，向着地下发力，抵抗住风的侵蚀。“新疆地域大，大家不用挤在一起。每个作家都有广袤的生长空间，自成高山大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世纪伊始，评论家林贤治曾撰文总结1949年之后五十年间的散文创作，并将刘亮程与前辈作家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和贾平凹等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重点在于描述故事、人物和风俗，渲染氛围，借以抒情。“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心理文化，刘亮程是独步的。”他这样写道。
自我的别处
这两天，刘亮程在重庆参加作协的活动，在城市里待了几日。10月的重庆依旧是雾蒙蒙的，不像新疆，太阳直照，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节变换，早晚又带给人切肤的寒冷。刘亮程已经习惯了这些。
一切始于一场逃亡。60年代，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流落到新疆，一直向西，走到边境地带才停下，在沙漠边的村庄落脚。成人之后，刘亮程又沿着父亲的路走了一回，从乡村到沙湾县城，再到乌鲁木齐。
2000年10月，已经成名的刘亮程带着一个摄制组回到沙湾县，他们要拍摄一个纪录片，刘亮程写了一些短文，但这一次，他感觉到了写作的限度。我一直想撇开自己从别处开始，但每一次都回到自己，他在当时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一个人的村庄》很封闭，虽然很丰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本散文集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为他获得了“乡村哲学家”的赞誉，还有多篇文章被选入中学教材。同时，他也成为长销作家，跟余秋雨摆在了一起。但商业化和大众的流行也可能给写作带来危险。刘亮程想要继续使劲儿。他进入文联，成为了专业作家，也有了更多游走的机会。
在毛驴大县库车，刘亮程见识了这种牲畜的光辉历史。在喀纳斯，他描述了一种隐秘古老的传递方式，叫做风传。有谚语讲，风带来一切。风传递风雨，也传递历史。据说古代的萨满喜欢将头伸进风里，跟风中的灵说话。
刘亮程与当地人交谈，观察他们的生活，也被对方审视。更多异质的东西出现在他的写作中。新疆的独特地理与伦理，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他的写作中。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新疆给了他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种向后走的可能。“此刻刮过南疆的一场大风，并不晚于一千年前的那场风。”
历史终于显形。2010年出版的小说《凿空》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在一个叫做阿不旦的地方，石油开发已经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南疆村落。扛着传统农具坎土曼的当地村民期待着大干一场，却失望地发现这场名为“西气东输”的现代工程与他们并没有多少关系。他们开始向地下挖洞，村庄逐渐被“凿空”。
写作跟现实发生了关系，这其实是长久观察的结果。刘亮程寡言，但很敏感。他所生活的周围，城镇化在加快，新农村建设让村民跟世界有了联系，但也蒙蔽了许多事情。原有文化系统的崩塌，生活格局的转变，都会带来问题。
后来，刘亮程在东天山脚下的村庄落脚的时候，便致力于建造书院，与当地政府合作，让艺术家进驻，将原本已经没落的古村重现文化生机。他也经常跟当地村民们交流，遇到村民盖房子的时候，会发挥自己的特长，给对方提建议，如何在室内建造洗手间，如何将传统结构的优势保留下来，如此等等。
有人说，刘亮程将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了一群人的村庄。
回去的路
传说在新疆的天池，有一片西王母的蟠桃园，里面的桃林，有三千年开花结果的树，有两千年开花结果的树，也有五百年和两百年开花结果的树。刘亮程觉得，历史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是三千年前某一段历史的结果，也可能是一千年前、数百年前，某个历史事件影响了现在的生活。”他说。
历史和现实常常搅在一起，作为作家，刘亮程不断感受到时间的辐射作用。一个单位里面，很可能就有说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语的，也有说哈萨克语和蒙古语的。刘亮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也还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有些共同的快乐，是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早年，刘亮程到南疆去，在库车，住在维吾尔族朋友的家里，彻夜喝酒。几杯酒下肚，都感觉会维吾尔语了，也能说出两句，他们也能听懂。对方说的一些词汇，刘亮程也能明白。
“可能语言到了那个份上，说错了也会听懂，也会笑。毕竟，大家对酒的认识，以及从酒中得到的快乐，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世俗中有我们共同的快乐。”刘亮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一些民族的文化习惯，让刘亮程念兹在兹。他在文联办公室的同事，叫哈那提古丽，是哈萨克族的。这个族群看重诗人和作家。哈那提古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刘亮程不在的时候，有人来办公室，自己就会提醒对方，不要坐这个位子，这是诗人的座位。
但有时，刘亮程也会感受到差异，特别是在精神领域。新疆作为一个大交融之地，见证了各个民族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翻阅史书，看那些发生在古代的事件，依然感到惊心动魄。战争、恐惧、改宗、人心之变，如此等等。他所生活的当下，是这些历史事件在许多年后的结果。他有他的不安。
刘亮程想要使劲儿，向着历史的深潭扔石子，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这种复杂的现实和心灵状况。哈萨克人有句谚语，皮鞭只能打疼人的皮肉，但语言能穿透人的骨头。对于他，历史也是现实的骨头。
刘亮程喜欢翻古书，但他并不想复刻一个当时的现实，而是要在时间的暴烈与词语的低语中呈现历史的精神脉络。这是一条回去的路，它的终点却是当下。
在最新的小说《捎话》里，翻译家库一路上见识了许多种怪异的形象。一位毗沙将军的身体缝着一名黑勒将士的头，两者相互吵架；儿童被放进羊皮里生长，变成人羊；毛驴死后的灵魂寄居在捎话人库的身体上。战争、改宗、劳役，不同的族群和文化碰撞纠缠，“一茬茬的驴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出生长大老死”。
评论家何英认为，《捎话》是一部人、畜、灵共居的乡村史，与散文中人畜共居的乡村相比，多的是灵的彰显。刘亮程则说，整个小说写的是弥合，“在这样一种精神变故中，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寻找一条温情的出路。”
在很大的程度上，写作也是一种翻译。刘亮程常说，自己有一个长项，可以听懂风声。以前，他是在那个沙漠边的村庄听，不同的风有不同的特点，也暗示着不同的时节。现在，他也听那些从历史深处刮来的风。
责任编辑：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