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技术开发区的“垦荒犁”上记录着邓小平的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供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进化的泰达样本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第872期《中国新闻周刊》
年逾八十的“老开发”叶迪生一坐下来，就问 :“怎么要搬到于家堡去？会不会离这里的企业远了，我们开发区的干部，一定要永远在最前线。”
开发区的年轻干部连忙解释：“于家堡是自贸区，是开发区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在的最前线。”
这是2018年8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简称“泰达”）的首届管委会班子核心成员之一、后来的天津市副市长叶迪生回忆起32年前的1986年8月，他握住了邓小平的手。
而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第一批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纷纷转型。
天津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郑伟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强调，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天津开发区新一轮体制改革，将围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实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区域功能重组再造，推动泰达创新发展不停步。
起步盐碱滩
1986年8月21日上午，在天津市区以东40公里处，一辆轿车沿着蓬草稀疏的盐碱地缓慢行驶，最终停在了一所低矮的厂房前。 车里缓缓下来一个老人，晒得很黑，是刚从北戴河回来的邓小平。两年前的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完深圳、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后，回京与中央主要领导座谈。他指出 ：“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
1984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几个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是，天津开始“先行一步”。1984年8月6日，中共天津市委发布文件，决定成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任命时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昭若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天津市委从各部门调集了各类精英人才，组成了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领导团队。
1984年10月，开发区第一家企业、泰达建设的前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 公司率先成立，主要负责 3 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市建工局选聘上来的 苗沛，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和工程总指挥。
自称为“拓荒牛”的苗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管委会当时给他的任务是在国家批准成立开发区之前，做好规划、选址等前期准备工作，以便在国家正式批复后可以马上开工。
12月2日，开发区进场路开始施工，拉进第一车土。同时，变电站开始施工。
12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天津市在原塘沽盐场三分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的地域位置，东起海防路，西至京山线，南到计划修建的高速公路，北靠北塘镇，总面积三十三平方公里。”
与全国其他开发区面临的境遇相同， 由于产业转移有自然的周期，在发展早期， “开发区主要是被动接受外部产业转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田贵明说。
1985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厂 在开发区投产。到1986年，共计有20多家企业入驻开发区。这些企业从打火机、 羊毛衫到自行车, 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投资额从 12 万美元到 500 万美元不等。
但天津与其他开发区不同的是，启动资金完全靠中央共计3.7亿元的开发贷款，分三年到位，除了开发区管委会30万的开办费，天津市政府没有一分财政拨款。天津开发区筹备组成员王述祖将这个战略思路概括为“不给钱，不管你，不要钱。”
早在1984年8月底，开发区举行首次管理委员会会议时，时任市长李瑞环对此就说得很明白“，要钱，政府没有，但政府也不要你钱。要权，我审批项目有多大权力，你 们就有多大权力。天津市政府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能去干扰你们。这就是天津开发区 广为人知的‘不给、不管、不要’体制。”
王述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釜底抽薪地割断了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因为只要开发区靠政府的财政养，就很难彻底脱离计划经济的模式，“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要上报，后边有一堆文件盯着，束手束脚。”
在机制理顺后，起步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前完成，为此后开发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6年8月19日晚，邓小平到天津视察。 一下车就和时任天津市政府主要领导说：“我这次来天津，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开发区办得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第二天早上，时任开发区总公司副经理、管委会委员之一的叶迪生看到《人民日 报》头版刊登了这句话。他马上和管委会其他成员开会，商量向邓小平的汇报内容，基本原则是“千万不要给小平同志哭穷，只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之处”。
管委会一共总结出十个问题。比如外汇调剂制度，开发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 出口后所得外汇却须上缴，只能去北京的中国银行排队提取。
邓小平抽着烟，任由叶迪生和其他开发区人员围在身边说。听完了，他慢悠悠地说 ：这些问题都由政府来解决。你们把这些问题理顺了，向政府反映。”
有人壮着胆子问：“办事这么难，咱们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是不是要收了？”82岁的邓小平一顿，掐掉了烟。“不，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
临走前，邓小平欣然给开发区题词。开发区那时没有专门的接待室，只能临时使用丹华自行车厂（第一家入区的中丹合资厂）的食堂，摆几个沙发，一张桌子，还有开发区人员从家里拿过来的笔墨纸砚。
邓小平提笔写下几个大字：“开发区大有希望。”
随后，全国各地开发区纷纷来函索要题字的复印件。叶迪生始终记着邓小平在天津时说的一句话“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大树和森林
1989年，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首次确立了“三为主、一致 力”的总体发展方针，即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任务也更加明确，它们不再重复 “三来一补 ”（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等低层次合作，而应 该探索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成为改革开放试验区。
在此背景下，天津开发区确立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1992年，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谈判后，摩托罗拉落地天津开发区。先是投资1.2亿美元生产移动通讯设备，后增资到3.2亿美元，继而又增至11亿美元，很快成为中国最 大的外商独资企业。
此后，通用、三星、松下等更多企业入驻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梅志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发区在摸索中渐渐发现，要想推动制造业发 展，不能单靠引进一个个孤立的企业，而要有意识地引导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摩托罗拉进来后，我们很快意识到，企业需要的不仅是‘七通一平’或‘九通一平’的硬环境，以及政府服务管理等软环境，更重要的是，当地要有比较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要有配套。”她说，开发区会有意识地引进一些摩托罗拉倾向的配套商，同时也会给摩托罗拉介绍一些本地配套商，对其进行培育以扶持本地企业。
天津开发区智能制造局局长金香花表示，较好的上下游配套可以吸引大企业的入驻，大企业的入驻也培育了当地的产业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类似的企业。
例如，2000年，开发区引进一汽丰田。 在随后的几年内，丰田系的配套商如丰田模具、丰田发动机、艾达变速器、松下和富士通天等70余家企业相继在此建厂，围绕 一汽丰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配套产业体系。2009年, 开发区第二家整车工厂长城汽车投产。2018年，开发区第三家整车工厂——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投产。
目前，天津开发区已经拥有汽车整车企业5家、各类零部件企业200余家。2017年 汽车整车产量约81万辆，产值达到1295亿元。形成了既有整车和发动机、变速器、汽车电子，以及汽车模具、轮胎、涂料等核心零部件的多系列、多品种完整汽车产业链。
“除了电子和汽车产业，开发区的生物医药、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等产业，也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金香花总结道。
经历了34年的迅速发展，开发区已经从“一只机”(摩托罗拉传呼机)、“一碗面”(康师傅方便面)，不断迭代更新形成了以汽车、电子、石油化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这五大支柱产业为主的先进制造业格局。
其中，以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以三星集团、恩智浦、鸿富锦为代表的电子产业，以中沙石化、中石化LNG、壳牌为代表的石化产业， 三个产业总产值均超过1000亿元；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两个产业总产值均超过500亿元。
传统制造业也在向着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快速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老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也在寻求转型。
开发区内最知名的“一碗面”康师傅的生产线，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26年前，在企业成立之初，一条生产线需要四五十名工 人、每分钟只能生产240块面饼、生产效率仅80%。现在，康师傅第三代旗舰厂天津工厂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方便面生产的最大单一工厂，一条生产线仅需16名工人、每分钟可生产500块面饼，生产线使用人力降了三分之一，人均产能同时提升了两倍多。
2012年，开发区通过改造三星电子3万多平方米的闲置老厂房，吸引了58同城公司的落户。在开发区的“腾笼换鸟”战略布局中，以58同城为代表的北京优秀互联网企业安家泰达，既是天津开发区服务京津冀大战略的主动作为，更象征着，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天津开发区已经抓住了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机遇。
郑伟铭说，天津开发区是一个发展实体经济的地方，产业升级决不意味着要把原有产业推倒重来，也不意味着要由少数高新技术企业全面替代现有企业，而更大程度上，产业升级是现有产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
因此，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天津开发区产业升级战略的重点抓手之一。
2015 年，天津开发区率先出台了《天津开发区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配套措施》， 每年从可支配财政收入中，设立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区内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天津开发区商务局副局长孙启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政策的出台，补齐了开发区网状政策的支持盲点，和支持科技发展、招商等方面的政策相配套，搭建起了更完善的政策体系。
在新经济领域，开发区正在打造天津市首个以独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的经济产业载体——独角兽大厦。截至目前，已有滴滴出行、途家网、爱奇艺、人人友信等11 家独角兽企业投资落户。
在今年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开发区专门成立“新经济促进局”，着力解决各类新业态所面临的共性痛点问题，抢占新经济发展制高点。
天津开发区新经济促进局局长李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经济业态繁杂，且不断变形演化，在发展过程中容易触碰到税务、监管等“空白点”，这就要求政府拥有制度创新的魄力、更为灵活的决策机制和专业的服务团队。
近日，商务部对全国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考评。结果显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和利用外资都位居全国第一。
天津开发区经济运行局副局长侯晓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第一轮改革开放中开发区的使命，是对外承接国外的资源和技术，吸收国外发展工业的先进经验，以改变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积贫积弱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而言，天津开发区已经顺利完成了使命，并最先收获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例如，摩托罗拉不仅给天津带来了资本，而且在当地积淀了大量的人才，虽然摩托罗拉现在不再是主流数码硬件的生产商，但其人才、技术、管理方式早已扩散到全国各地，目前国内通讯业的骨干人才很多来自摩托罗拉。这也符合中国利用外资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理念。
但是，随着国际上产业的加速转移，开发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的出口加工区模式如何转型，成为开发区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商务部最新的考评中，天津开发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位列第二。而此前，从1997年商务部对国家级经开区开始进行综合发展水平考核以来，一直到2015年，天津开发区连续十五年都稳居第一。
侯晓路表示，本次考评，国家对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指标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科技研发专利数等指标的占比。这也体现出国家宏观战略上的转变：更加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倒逼各开发区重视科技创新。
截至目前，天津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61家；科技型企业总量超过8000家，其中规模过亿的科技型企业达到557家，位居全市第一；在各类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超过50家。
项目是生命线
在招商引资方面，开发区有一个著名的口号“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帝王”。
口号的出台有客观原因。天津开发区初建，就背负了3.7亿元债务。国家按1平方公里1亿元给予各开发区开发性贷款，财政贴息。于是，开发区采取滚动开发的模式，初期主要将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吸引一批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形成税收，开发区将财政资金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征用开发，实现“滚动开发、良性循环”。
但前提是，必须要招商成功，有项目尽快开工投产。也因此，开发区第一批创业者时刻有紧迫感，为了引进企业，提出要创造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对接国际先进水平。
如何营造让外国企业信赖的营商环境?天津开发区商务局局长徐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硬环境以外，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营造。具体表现在开发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号文”的出台。2000年，由于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性不景气和摩托罗拉决策层对投资信心不足，从1995年就已经落成的摩托罗拉芯片厂，仍没有开工。
据叶迪生回忆，当时，天津的产业环境距离芯片厂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中国这方面的人才也缺乏，国家也没有任何对集成电路产业的优惠政策。
他于是找到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让他们带自己去科技部一趟。不久后，他见到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进行游说。
2000年6月，国务院颁布“18号文”，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规定，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 路生产企业，十年内享受免税待遇。这两个标准，就参照摩托罗拉芯片厂。
在梅志红看来，天津开发区和国家各部委之间的沟通一直比较及时和顺畅，工信部、发改委和商务部等部门也很信任泰达，并看重开发区的意见。
梅志红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其他地区开放程度较低的时候，开发区可以凭借政策洼地的优势，靠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发展起来。但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这种简单的策略已经不再适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修炼“内功”更为重要。“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两个人要想处得好，三观得合。”
“你是很官僚，还是很务实，企业一眼就能看出来。”梅志红说。
在多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天津开发区已经形成一套集约高效、有动力自我革新、 一切都围绕企业来服务的政府体系。
2017年年底，天津开发区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开发区党建工作部部长周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次改革，围绕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组织再造和流程再造。
从这个理念出发，这次改革对新机构的设计，打破了传统行政机构条块分割、对应上级为主的机构设置模式，而是围绕企业全生长周期设置六大工作板块：党的建设、招商引资、规划建设、财政金融、企业服务和综合管理。
改革后，开发区工委管委会与整合前相比，机构数量减少了7个，机构配置更加精简高效。其中，招商部门共有7个，分别是投资促进局、智能制造产业促进局、新经济促进局、贸易促进局、科技和工业创新局、金融服务局和南港经发局。
周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新成立的局都和开发区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当下更关注的产业分工有关。
源头活水来
2018年1月18日，天津开发区“三定” 方案出炉。1月30日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处级干部的选聘当即开始。2月13日，农历春节前夕，开发区新一轮机构改革初步完成， 实现了机构到位、班子到位、人员到位。
天津开发区党建工作部副部长郎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改革的节奏非常快，一共只用了69天。
开发区此次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度， 破除“一任定终身”，确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一聘3年，聘任期满任用关系自然解除。
改革打破了干部的身份界限，无论是行政编制人员、事业编制人员、企业编制人员，均可同台竞岗，由“体内循环”变成“内外循环”，突破了部门壁垒和领域壁垒。
改革后，部门更加精简、干部队伍更加精简、质量进一步提升。首次干部竞聘中，7名正处级领导干部转任副处级领导职务，6名处级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1名处级干部提前退休。
郎培指出，从传统政府的委任制变成企业式的聘任制，不仅需要转换思维，还要综合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目前，第一批选聘上岗的是处级干部， 通过抓“关键少数”，保证改革期间工作不能断，秩序不能乱。下一步即将出台科级干部的选聘方案，最终实现全员聘任的改革目标。
天津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安波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人事制度改革最难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人能进不能出；职务能上不能下；吃“大锅饭”。
此次与聘任制改革一起配套出台的，还有绩效工资改革，开始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的薪酬体制，基本工资保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王安波指出，这次改革，采用企业工资的理念，以岗位为核心。首先，根据部门职责来设置具体岗位，分为管理岗和专业技术岗的不同序列，再依据岗位性质、岗位对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要求，进行更细化的划分，不同岗位对应不同的基本工资，改变了以前工资和行政职务职级挂钩的模式。
对每个岗位上的总体工资，也不设过多限制，干部只要有能力，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劳动报酬。“有的干部虽然不是科长，但比如首席人力资源师，只要在业务方面有能力，可能比科长收入要高。”
侯晓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后单独给招商部门增加了一套指标，其他部门则统一采用滨海新区对开发区管委会的整体考核标准。“相当于招商部门有两套考核，其他部门有一套考核。”
新增的招商系统考核指标包括一些具体的量化指标，比如项目的投资额，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内资和外资的比例，项目的贡献等。还有一些相对软性的指标，如每年组 织活动的次数。
侯晓路解释道，每年投促局都会投入很多精力和美国商会或欧盟商会共同举办活动，虽然不能马上产生项目，但从长远而言，对开发区有很大的帮助。但以前对举办活动的次数没有硬性要求。此次改革，将这项列入考核指标，体现出考核体系向“长短结合”发展的趋势。
另一个变化是，过去，滨海新区对开发区的考核是落在整个管委会头上，没有分配到具体的部门和个人。改革后，首先由各局分担总体的指标，再由各局自己决定是否要把指标进一步分配到个人，指标的落实更加具体。
王安波表示，以前没有部门考核，个人的考核也仅限于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考核。现在不仅增加了部门考核环节，部门考核结果还决定了该部门的个人考核优秀比例。
而且，部门考核除了自身的重点工作，还要考核它对招商引资这一中心工作的配合和落实情况。
她说，“管委会是一个整体协同作战的大招商体系，招商部门要想招商好，也离不开其他部门的配合。营商环境归根结底与整体的管理水平有关。”
1+1>2
本次改革，另一个关键是中心商务区与开发区的合并。
2017年12月22日，中心商务区与开发区合并，工委管委会一体化运作。
中心商务区于2010年12月成立，定位是发展金融服务、现代商务和高端商业等现代服务产业，共包括于家堡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天碱及解放路商业区、大沽宜居生活区、新港地区和蓝鲸岛及大沽炮台区六个板块。
天津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梁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商务区要进行金融创新，却缺乏实体产业的支撑。开发区核心区想向城市综合区进化，却受限于土地资源短缺。一条新港四号路，不仅将两个功能区从地理上分界，也在功能上割裂。“这种割裂， 本质上是工业园区和城市载体的割裂。”
开发区和中心商务区两个功能区虽区位相连，产业发展也多有交集，但是远未形成组团式发展的态势，没有集聚效应，尤其是二、三产业没有做到统筹发展、融合发 展。由于二者的财税各自独立，有时还会在项目上形成竞争关系。
因此，合并的益处之一，首先是城市功能的互补。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地处中心商务区，商务区与开发区的合并，意味着此后自贸区的政策可以向整个开发区复制和 推广。“这是最大的一个红利。”梁军说。
事实上，自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是组成部分）挂牌运行以来，由于新建区整体经济体量有限，区内企业的数量有限，即便每年新入区的企业能达到四五千家，但基本上是以贸易、服务类业态为主，缺乏工业企业，很多创新性政策无法有效转化。
合并以后，开发区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可以快速吸收自贸区的制度红利，借助自贸区的各种创新政策，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扩大项目引进、加快经济发展。
2018年5月24日，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正式批准天津自贸区深化改革的2.0方案。方案共有128项改革任务，其中“放管服”改革方面25项，投资贸易方面48项，金融方面22项，航运口岸方面15项， 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18项。
另外，方案还提出，自贸试验区内土地可以按不同功能用途混合利用，允许同一地块或同一建筑兼容多种功能，产业用地实行弹性年期供应，根据产业政策和项目类别可采取先租后让、差异化年期出让等供地措施。
梁军指出，该条政策从源头上为小微企业及创新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全国范围内普遍面临土地资源稀缺、土地开发模式亟待突破的各类开发区而言，可以在此政策上“先行先试”的天津开发区，为后续的土地利用及建设模式提供了示范样本。
据了解，在128项任务中，涉及开发区的有116项。开发区管委会目前已将任务分解到各职能部门，会有相应的政策依次落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原管委会主任、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现为天津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郑伟铭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中心商务区与开发区合并后将实现叠加效应，不仅是政策叠加，更是功能叠加。
他说，改革使城市规划更加统一、基础设施配套互联互通，土地资源、空间资源能够更加集约、集聚。同时，双创示范基地的政策、自贸区的政策、开发区的整个产业基础、制造业基础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 1+1>2的效果。
在梁军看来，中心商务区与开发区的合并充分体现出“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产城融合”的另一个核心调整，则是管委会社会职能的剥离。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伟华指出，随着开发区不断发展，企业集聚，人口增加，开发区内社区管理与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经过30余年的发展，各开发区的管委会都逐渐承担了教育、文化、卫生、城市管理等一系列社会职能，其职能架构开始向行政性政府靠拢。
但问题在于，开发区是功能区，本应专注于经济管理和投资服务，但在承担过重的社会事业负担后，开始影响其主要职能的发挥。
李伟华表示，在开发区由单纯的工业园区向产城融合的新型城市过渡期间，这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2017年12月6日上午，在天津开发区建区33周年之际，“泰达街”正式挂牌。全称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泰达社会管理委员会。
主管泰达街的滨海新区副区长兼泰达街道工委书记、社会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国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机构改革，将原开发区的教育、医疗、民政、司法、城管 以及水电气热等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职能剥离，整建制划转至泰达街，共划转21个行政事业单位。
体制理顺后，泰达街和开发区管委会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开发区可以专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产业聚集，泰达街承担社会管理。“开发区是野战军，要冲山头，要 轻装上阵，泰达街将专心做好社会事业，提升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进而服务于招商， 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张国盛说。
一条龙“揽才”
从工业园区向产业新城转变，天津开发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天津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安波观察到，自2012年以来，开发区的就业人口出现两个变化。第一，本地和外地的就业人口比例出现扭转，从原来的以外地人为主，变成本地就业人口占比达到60%。这个现象，在2015年后愈发明显。
另一个变化是产业技术人员缺口变大。以2018年为例，9万人的招工需求中， 产业技术人员就占到 30%。
针对这些问题，开发区人社局梳理汇总开发区人才政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区政策包”。并且结合国家、天津和滨海新区层面的政策，进一步修订自己的“人才高地政策”。
5月16日，天津市政府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发布“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其中的落户一项规定，全日制高校毕业的学历型人才在天津落户，本科学历者一般不超过40 周岁，硕士学历者一般不超过45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直接落户。
从当天起，与整个天津一样，开发区行政审批大厅前也排起了长队，高峰时一天可以接待700多个人。
就在同一天，据王安波介绍，凡是有企业提出超过几十人以上的落户需求，开发区干部就会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落户的人才类型，进行对应的政策讲解。并且通过将审批前置，实现了企业职工“只跑一次”，当场拿到准迁证。
例如，开发区给58同城一个批次办理了78人落户，给一汽大众——华北基地的办理人数达1000多人。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开发区已经为6498人办理了落户，加上正在网上受理审核的人员，一共有9622人。在滨海新区新落户的1.88万人中，开发区占比将近 34.6%。 在办理准迁证的6498人中，学历型人才占 50%，急需型人才占 22%，资格型人才占12%，技能型人才占15%，创业型占1%。
人才落户后，如何留人、育人和培人是关键。滨海新区有一项普惠政策：凡是符合新区引进条件的人才，可享受为期三年的住房和生活补贴。对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人才，给予的额度分别是12000元/ 年、24000元/ 年和36000元/ 年。开发区迅速落实该政策。截至8月底，共 有584家企业的1925人被发放补贴，涉及总金额达3240万。目前，已经完成了179家企业的540个人的补贴发放，到位资金727万。
面对现存的产业技术人才缺口，开发区进行“填平”，计划于2018年10月底前出台《开发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初稿已经完成。
而对开发区的重点产业和急需人才， 开发区会在天津市扶持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码补平”。比如，对于某类急需人才，天津市如果给予20万元补助，开发区会在此基础上再给予10万元。
布局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天津开发区亦有大动作，最主要体现在其制定的“2035战略规划”上。
天津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梁军指出，“2035战略规划”为开发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核心思路是“两个转变”：一是从以投资拉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 ; 二是从传统的工业园区，向现代化的产业新城发展。
数据显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应初见成效。从经济总量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上半年开发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增长 7.3%，高于全国 6.8%的增速，这对转型期的开发区来说并不容易。
从产业结构看，五大主导产业占据开发区工业增加值的 92.2%，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4个百分点，先进制造业主导行业的态势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增加值中，占比也达到了20%。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占天津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5.3%。而第二产业占比为 44.1%。
郑伟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步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明确天津开发区新的发展目标，即解决供给“好不好”和“有效或无效”的重要问题，回答“需要做什么”和 “能够做什么”的时代问卷。
他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引领，全面构建“产业智能化、动力内生化、 发展绿色化、城市智慧化”的发展新模式。
2018年机构改革后，天津开发区专门成立智能制造局，对智能制造产业进行系统思考和全面调研，对标国内先进地区，持续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作为天津市智能制造产业的一张名片，天津开发区经过34年的发展，已经聚集了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明匠智能、德马吉森精机等一大批智能制造方面的优质企业，形成了以一飞智控、云圣智能、汉海科技、深知蓝、海之星、川崎机器人等既能上天又能入海，覆盖水陆空全领域的高端无人装备产业集群，以“泰达智慧” 对接“中国制造 2025”。
成立于2015 年的一飞智控（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空中智能运输运载领域的准独角兽企业。一飞智控副总经理郭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农民人工每天仅可喷洒农药5亩，而一家无人机每天可以喷洒 500 亩，效率是人工的100倍。
据郭晶透露，未来公司将开发载人无人机，使无人机的应用领域获得质变式的扩展，也将在变革人类出行方式和改善交通状况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郑伟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博鳌论坛上强调，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因改革而 生，因开放而兴。作为全国最好的开发区， 天津开发区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新一轮改革 开放的新征程中，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制定者、趋势引领者和行动的实践者。
用叶迪生和、王述祖等“老开发”的话讲，就是“在时代潮流中敢为人先”。
责任编辑：郭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