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也许是这个时代里 最后一个重量级的联合国秘书长
“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一个笃定的国际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的世界。任职联合国期间，他在推动世界持续发展、维护人权和法律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2018年8月18日，总部位于瑞士的科菲·安南基金会和安南家人联合发表声明，对外宣布了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因病去世的消息。
安南去世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家医院，享年80岁。在安南基金会发表的声明中，安南去世的时候“十分安详”，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夫人娜内·安南以及三个孩子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声明并没有透露安南的病因。
消息一出，世界各地领导人纷纷表示悼念。联合国纽约总部以及位于世界各地的机构连续三天降半旗致哀，而英国、德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国的领导人也分别表达了哀悼。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安南的离世表达了悲痛，他在发表的声明中称，“从很多方面看，安南就是联合国。他带领联合国进入了新的世纪，并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尊严和决心。”
在古特雷斯眼中，安南就是一个智慧的长者，“每当需要获得建议或启发的时候，我都会寻求他的帮助，他就像我的一个导师。他领导下的联合国，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对话的机会，一个解决问题的空间，和一条通往更好的世界的道路。”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看来，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安南一样，将联合国的使命发挥到极致。“安南从未停止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脚步，他的笃定、乐观和对人道主义的追求，不断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并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世界领导者。”
“直面黑暗的使者”
从1997年到2006年，安南在联合国担任了十年秘书长，任期为两届。他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从基层做起、并且一直做到最高领导人岗位的非洲人。在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安南给工作人员的印象是“出奇的冷静”，他处事低调、为人乐观，从没有人见他发过火；他也总是就事论事，从不将问题个人化、复杂化。安南曾说，他这种冷静、独立、简单的性格，是从小的生活环境造就的。
1938年4月8日，安南出生于非洲加纳南部的库马西市，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一个。那时候库马西市是加纳的一个部落首府，而当时的加纳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在星期五出生，安南被父母命名为 “科菲 ”，意指 “生于星期五” 。安南的家境殷实，祖父、外祖父和叔父都曾是部落酋长，父亲曾在联合利华公司从事可可采购工作。
安南说，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部落社会过着部落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始终喜欢过一种简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和空间，让我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及时做好自我调适。”
1957年，加纳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第二年，安南进入库马西的理工学院读书。不久后，19岁的安南获得了福特奖学金，赴美深造。安南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麦卡莱斯特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留学瑞士继续经济学研究。留学瑞士期间，安南的法语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1962年，安南进入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从事行政岗位的工作。工作了近十年后，1971年，安南暂别联合国，进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并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从学校毕业后的安南重返联合国，开始在世界各地任职。安南先是代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前往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任职，后又担任驻埃及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安南被调回联合国驻纽约的总部，职位也在不断平稳上升。他先后领导联合国总部的人事和财政部门的工作，直到1986年，他升职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人事工作。
海湾战争爆发后，安南接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他被派往伊拉克的巴格达，与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进行谈判，争取将仍滞留在伊拉克的900多名国际组织人员送回国，并希望伊拉克当局释放西方人质。海湾战争结束后，安南继续领导联合国小组进行相关谈判，为伊拉克争取用石油换取食品和药品的机会，对伊拉克人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993年3月，安南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主管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中，安南在这期间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战争不断，这是对安南领导力和维和能力的极大考验。”
从1993年到1995年期间，安南领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规模在不断扩大。至1995年，联合国共部署来自77个国家将近7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1995年11月，在波黑战争结束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包特罗斯·盖里派遣安南作为特使，前往南斯拉夫，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履行《代顿和平协定》。
“安南在维和事务中的经验让他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有了更多的权威和空间。没有多少人像安南一样，不断周旋于谈判桌上，和战争狂人、独裁者进行谈判。他是国际社会上直面黑暗的使者。” 加拿大著名学者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曾如此评价安南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角色。
安南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运筹帷幄，也让他获得了美国的青睐。1996年，在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期间，美国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包特罗斯·盖里的连任投了反对票。而这关键的一票，也让盖里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获得连任的秘书长。
当年的12月17日，安南被提名为联合国秘书长。1997年1月1日，安南正式就职成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任期5年。5年后的2001年，安南再次通过安理会的提名，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
有成就有遗憾
安南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时，很多和安南共事过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对新的秘书长寄予厚望，希望安南可以带领联合国走出低潮期。
安南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90多页的改革计划，推行机构改革，改善联合国形象。1997年到1998年期间，安南裁减了联合国大约1000个职位，合并冗余机构。同时，保证对联合国下属机构比如国际卫生组织等的控制权。安南此举不仅是为提高联合国的运行效率，节约开支，也意在向美国政府释放信号。
尽管联合国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作为在联合国极有发言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对联合国的会费却始终拖欠。安南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与美国政府谈判的砝码，敦促美国尽快缴纳会费。
安南和中国的渊源也颇深。在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年间，他先后七次访华。安南欣赏中国古代“和”的理念，认为和非洲的传统文化有相似之处。“中国与非洲在古代都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安南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
除了注重维护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关系外，安南没有忘记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更重要的职责：利用联合国的能力，帮助弱小的会员国对抗贫穷、疾病、不公，并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的环境。
进入新千年，安南代表联合国发表了题为《我们人民——联合国在21世纪中的角色》。报告，在报告中，安南提出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在2015年前把极端贫困减少一半、推动妇女平等、推动每个儿童都能接受小学教育，并且减少艾滋病等人类疾病的传播。安南再次向会员国发出倡导，敦促大家共同行动，减少贫穷、推动教育，实现新千年的发展目标。
安南甚至还发展了自己的“科菲原则”，他认为，“联合国应该以人民的名义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而这个权力不会受到任何国家主权的影响”。
曾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安南深知联合国运行的短板，因此，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安南不断推动各会员国培养、训练自己的维和力量。各国维和部队可以在被需要的时候迅速集结，参与到国际维和行动中。同时，安南也支持区域性的国家间合作，比如北约组织等的存在。他希望这些区域性组织成为联合国解决棘手国际安全问题的补充力量。
此外，安南还认为联合国需要扩大与企业、基金会、大学以及民间组织等的合作，共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
从非洲大草原上走出来的安南并没有忘记那片落后的土地。安南曾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的报告。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年，安南始终呼吁世界关注非洲，并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社会和平发展做出的承诺。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家庭中，权力需要男人和女人共同分享，家才能平衡、发展。大到一个国家，再推广到国际社会，道理也是一样。贫穷从来都是和压迫相伴相生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在我这个年代的非洲，人们都知道，一个无法帮人民摆脱贫穷的国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人民无法获得权力，一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发展。”2000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非洲的尼日尔共和国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
2001年，安南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安南的评语是 “联合国的杰出代表，也是有史以来最有成效的联合国秘书长” ，此外，安南还被称为 “非洲最重要的外交大使” 。
尽管获得了荣誉和世人的赞许，安南的职业生涯不是没有遗憾。1994年，在安南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人期间，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当年的4月到6月，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屠杀，共造成80万到100万人死亡。
安南领导的维和行动组没能及时制止这场屠杀。在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向卢旺达派出200多名维和人员，进行调停和人道主义援助。直到屠杀进行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将维和部队增至5000人，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
卢旺达屠杀导致这个国家八分之一的人口消失，给原本就贫困的国家带来致命打击。而安南也因为面对卢旺达危机的保守态度和维和不利遭到了批评。在安南看来，这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是失职的，这个失职带给了我们永久的遗憾和悲痛。”
“退休对我来讲是件困难的事”
2006年，安南从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退休，告别了工作了四十几年的联合国。不过，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而是依然活跃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
2007年，安南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安南基金会，致力于继续推动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经历十年的努力，安南基金会如今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除了创立安南基金会外，2007年底，安南还参与了调停肯尼亚的国内动乱。当年的肯尼亚大选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姆瓦伊·齐贝吉获得选举胜利，但主要反对党 “橙色民主运动”对选举结果不满，认为存在舞弊现象，并由此引发了肯尼亚动乱。安南作为主要调停人前往肯尼亚，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调和。
2012年，安南被委任为叙利亚内战的特别斡旋人，尝试调解叙利亚的国内矛盾。他提出很多建议，包括停止在平民区使用重型武器并撤出部队、实现每天两个小时人道主义停火、尊重法律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等，但由于众多调停提议均告失败，安南在半年后辞去了这个职位。
2013年，安南成为和平和人权倡导组织 “The Elders” 的主席，这个组织是由前南非总统尼尔森·曼德拉发起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各国退休的外交官，大家定期组织会议，商讨解决国际纷争的办法，推动人类和平发展。
退休后的安南也一直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他担任“非洲进步小组”（African Progress Panel）的主席，带领一个专家团队，每年推出一份《非洲发展报告》，为非洲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2014年，《非洲发展报告》分析了非洲渔业、林业和农业的发展可能性；2015年，该报告则重点聚焦在气候变化下的能源变革给非洲带来的机遇。
“我发现真正退休对我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80岁生日时，安南接受了BBC采访，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在采访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些遗憾，并不无伤感地表示，“我们有时候也是无助的。”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访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安南都没有放弃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安南也许是这个时代里最后一个重量级联合国秘书长。他的名字出现在解决国际冲突的新闻头条和国际公众视野中，永远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在美国杂志《纽约客》的描写中，安南的离开，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